悲惨世界的背景

《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誉为 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以 “苦难” 与 “救赎” 为核心,通过主人公冉・阿让等人的命运,折射出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与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其创作背景深度植根于法国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解析:
一、历史背景:法国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变革(1789-1832)
| 关键历史事件 | 时间 | 核心影响(与小说的关联) |
|---|---|---|
| 法国大革命 | 1789-1799 年 | 推翻波旁王朝,确立 “自由、平等、博爱” 原则,但革命后期的暴力(如 “恐怖统治”)与阶级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为后续社会动荡埋下伏笔。小说中底层民众的苦难,本质是革命未完成的 “平等” 承诺与现实的落差。 |
| 拿破仑帝国统治 | 1804-1814 年 | 拿破仑通过战争扩张提升法国地位,同时推行《拿破仑法典》,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打破封建特权。但长期战争导致民生凋敝,征兵与赋税加重了底层负担。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因偷面包(1795 年)入狱,正是这一时期民众贫困化的缩影;沙威警官对 “法律” 的偏执,也暗合拿破仑时代对 “秩序” 的强化。 |
| 波旁王朝复辟 | 1815-1830 年 | 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扶持路易十八复位,封建贵族重新掌权,压制革命思想,阶级分化加剧:贵族与资产阶级掌握财富,农民、工人等底层民众处境悲惨(失业率飙升、饥荒频发)。这一时期的社会压抑,成为小说中冉・阿让被歧视、芳汀被迫卖身为奴的直接背景。 |
| 七月革命 | 1830 年 | 巴黎民众起义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 “七月王朝”(由大资产阶级主导)。但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独占,底层民众的诉求(土地、就业、平等)仍未被满足,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小说中1832 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史称 “六月起义”),正是七月王朝统治下,底层民众与进步青年对 “虚假平等” 的反抗,也是小说第三部的高潮情节(马吕斯、伽弗洛什等角色参与起义)。 |
二、社会背景:底层民众的 “系统性苦难” 与制度性压迫
1. 法律与司法的残酷:对 “底层” 的双重标准
刑罚的严苛性: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法国法律,对财产犯罪的处罚远重于人身犯罪。小说主人公冉・阿让因偷一块面包(为养活姐姐的七个孩子)被判 5 年苦役,后因多次越狱,刑期叠加至 19 年,出狱后还被烙印上 “苦役犯” 的身份,终身受歧视。这种 “轻罪重罚” 的制度,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
司法的阶级性:法律看似 “平等”,但执行中完全向贵族与资产阶级倾斜。例如,小说中贵族青年马吕斯的父亲(彭迈西上校)因支持拿破仑被复辟王朝打压,而真正压迫民众的贵族(如德纳第夫妇的靠山)却能凭借财富与地位逃脱惩罚。这种 “制度性不公”,是雨果批判的核心对象。
2. 经济与民生的凋敝:底层民众的生存绝境
贫困与饥饿:19 世纪初的法国,农业频繁歉收(如 1816 年 “无夏之年” 导致的饥荒),加上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者被机器取代(“卢德运动” 背景),大量农民、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小说中芳汀为养活女儿珂赛特,被迫卖掉头发、牙齿,最终病死在医院,正是当时底层女性的典型命运;德纳第夫妇沦为流氓无赖,也与贫困导致的道德堕落直接相关。
贫富差距的极端化:七月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金融家、工厂主)掌握全国 70% 以上的财富,而占人口 80% 的底层民众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小说中巴黎的贫民窟(如 “戈尔博老屋”)与贵族的豪华宅邸形成鲜明对比,雨果通过细节描写(如冉・阿让带珂赛特在巴黎街头流浪时的所见所闻),揭露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社会现实。
3. 社会歧视与阶层固化:“标签化” 的底层命运
身份歧视的终身性:法国当时的 “户籍与档案制度”,会给罪犯、流民等群体打上永久标签,使其难以融入社会。冉・阿让出狱后,因 “苦役犯” 身份被旅馆、工厂拒绝,只能露宿街头,即便后来化名 “马德兰先生” 成为市长、慈善家,一旦身份暴露仍会被追捕。这种 “出身决定命运” 的阶层固化,让底层民众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
女性与儿童的处境:19 世纪法国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与选举权,底层女性若失去家庭依靠,只能沦为妓女、佣人或工厂女工(工资仅为男性的 1/3);孤儿与贫困儿童则常被遗弃,沦为乞丐或童工(如珂赛特在德纳第家被当作佣人虐待)。雨果通过芳汀与珂赛特的命运,控诉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
三、创作背景:雨果的个人经历与 “人道主义” 理想
1. 个人经历:从 “保皇派” 到 “进步主义者” 的转变
雨果早年受家庭影响(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将军),曾倾向保皇派,主张维护传统秩序;但 1830 年七月革命后,他亲眼目睹底层民众的牺牲与资产阶级对革命成果的窃取,思想逐渐转向进步,开始关注社会公平与底层苦难。
1840 年,雨果遇到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叫 “彼埃尔・莫兰” 的苦役犯,因偷面包入狱,出狱后因身份歧视无法立足,最终再次犯罪。这一案例成为冉・阿让形象的原型,促使雨果决心通过小说揭露 “制度制造罪恶” 的本质。
2. 创作动机:以文学为 “武器”,呼吁社会变革
雨果在《悲惨世界》的 “序言” 中明确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 —— 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 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这段话直接点明了他的创作目的:通过文学暴露社会的 “三个问题”(贫困、饥饿、黑暗),推动读者反思制度缺陷,呼吁以 “人道主义” 精神(关爱、宽恕、平等)改造社会。
3. 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以情动人” 的批判方式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主张文学应 “反映现实、抒发情感、追求理想”。《悲惨世界》虽以真实历史与社会为背景,但采用浪漫主义的笔法:通过冉・阿让(从罪犯到圣人)、沙威(从冷酷警官到精神崩溃)等角色的极端命运,放大社会矛盾;通过 “宽恕”(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救赎)、“牺牲”(伽弗洛什为起义者送弹药而死)等情节,传递人道主义理想。这种 “现实与浪漫结合” 的方式,让小说既有批判的深度,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总结:“悲惨世界” 的本质是 “制度之悲” 与 “人性之暖” 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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