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壮游：裘马轻狂，胸藏丘壑（约731—745年）——杜甫早年漫游与其诗歌风格研究

摘要

杜甫（712—770）在入长安求仕并逐渐走向“诗史”写作之前，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约731—745）。这一时期，杜甫先后游历吴越、齐赵，并与李白、高适等同游梁宋，在山水登临、交游唱和与历史凭吊中完成了早期人格与诗风的塑形。本文以杜甫青年漫游为中心，结合其家世背景、行旅路线与现存诗作，考察其“裘马轻狂”的生活状态与“胸藏丘壑”的精神结构，进而分析其早期诗歌的浪漫气质、雄健笔力与理想主义色彩，并指出：青年壮游虽未充分展开现实批判维度，却为杜甫日后由个人抱负转向社会关怀、由山水抒情走向历史叙事提供了审美经验与胸襟基础。

一、家世渊源与青年理想：从“京兆杜氏”到“致君尧舜”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其家族在唐代属于具有文化声望与政治传统的士人谱系。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以五言诗名世，与沈佺期、宋之问等同列，其诗歌语言精工、声律严整，代表了初唐近体诗成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杜甫在《宗武生日》中言“诗是吾家事”，既可见其对家族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续，也暗示其早年即确立以诗歌为志业的自我认同。

家学之外，杜甫的青年理想更集中体现为政治抱负。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提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明确表达了以儒家政治伦理改造现实、重建秩序的愿望。这一表述并非单纯的口号式宣言，而与盛唐士人普遍的入世精神相呼应：在开元、天宝之际，科举与荐举并行，士人通过漫游、干谒、交游以扩大声名，最终进入官僚体系，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杜甫的青年壮游，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行旅，也是其政治社会化与文学自我建构的关键阶段。

二、漫游路线与行旅经验：吴越山水与齐赵风云

二、漫游路线与行旅经验：吴越山水与齐赵风云

关于杜甫早年漫游的具体年份，学界多以其《进雕赋表》等自述为线索，结合诗中地理与交游信息综合推断，一般将其壮游时期大致框定在开元末至天宝中（约731—745）。其行旅轨迹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吴越为主，后期以齐赵、梁宋为中心。

（一）吴越漫游：江南风物与历史记忆

杜甫青年时期曾长期游历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其诗中多次出现对江南山水与古迹的书写。江南的湖山胜景、水乡泽国与人文遗迹，为杜甫提供了不同于北方雄浑气象的审美资源。在这一阶段，杜甫以登临、泛舟、访古等方式接触自然与历史，其诗歌往往呈现出对空间广度的敏感与对时间纵深的体悟：山水不仅是感官对象，也是引发历史想象与人生思考的媒介。

更重要的是，吴越地区自六朝以来即为文化重镇，历史积淀深厚。青年杜甫在此凭吊遗迹、涵泳文脉，无形中强化了其“以诗载道”的自我期待：诗歌不仅是个人情志的表达，也可承载历史记忆与价值判断。这一倾向虽在壮游时期尚未以现实批判的形态出现，却为其日后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洪流埋下伏笔。

（二）齐赵漫游与梁宋交游：北方气象与名士风流

离开江南后，杜甫转而游历齐赵（今山东、河北一带），并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地区）与李白、高适等人相会。如果说吴越漫游偏向山水审美与历史沉思，那么齐赵与梁宋阶段则更突出交游唱和、纵论古今的“名士气质”。李白的浪漫精神、高适的边塞视野，与杜甫的儒家关怀相互激荡，使其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呈现出更开阔的气象。

梁宋一带为古战场与历史故地，韩信、梁孝王等历史人物与典故在此密集出现，容易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想象。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期间，多有饮酒赋诗、登临怀古之作，诗中常见豪言与壮语，体现出盛唐士人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自信。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杜甫写出了《望岳》等代表性篇章，其雄健笔力与凌云意气，成为青年壮游精神状态的集中呈现。

三、诗歌风格与审美特征：豪放洒脱中的浪漫主义倾向

青年壮游时期的杜甫，生活相对优渥，尚未经历安史之乱后的颠沛流离与底层困顿，其诗歌整体上呈现出与后期“沉郁顿挫”不同的气质：更多阳光、更多自信，更多对自然与理想的直接礼赞。

（一）山水书写：以宏阔空间塑造精神高度

杜甫早年山水诗常以“大景”入诗，追求空间的开阔与气势的雄浑。《望岳》即为典型：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歌以“齐鲁青未了”开篇，以跨地域的视野写泰山之广；以“阴阳割昏晓”写其高峻；以“荡胸”“决眦”写登临者的精神激荡；最终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完成人格宣言。这里的“岳”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象征：它代表秩序、崇高与超越。青年杜甫通过对泰山的书写，将个人抱负投射于宏大的自然意象之中，形成豪放洒脱的审美风格。

（二）理想表达：以自信姿态确立人生方向

壮游时期的杜甫，尚未被现实政治的挫败充分磨折，其诗歌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较为鲜明。“会当凌绝顶”的语气，带有强烈的意志性与行动性：它不是消极的欣赏，而是积极的攀登；不是被动的感叹，而是主动的自我期许。这种精神状态与盛唐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国家强盛、士人昂扬，个人通过努力似乎确有可能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

（三）浪漫气质：想象、夸张与情感的外放

与后期“诗史”写作的纪实性不同，杜甫早年诗歌更强调想象与情感的外放，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李白式的夸张与豪情在其作品中时有回响，但其浪漫并非纯粹的飘逸，而常与儒家的担当意识交织：既想“凌绝顶”，也想“致君尧舜”。这种交织使杜甫早年诗歌在气质上兼具豪放与厚重，区别于李白的纯粹飘逸，也预示了其日后将浪漫精神转化为现实关怀的可能。

四、历史意义：从“个人理想”到“时代书写”的过渡

四、历史意义：从“个人理想”到“时代书写”的过渡

青年壮游时期的杜甫，尚未以“诗史”身份出现，其作品也较少直接书写底层疾苦，但这一阶段并非“不成熟”的铺垫，而是其文学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一，壮游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经验与历史素材，使杜甫具备将个人命运置于更大时空结构中的能力；其二，与李白、高适等人的交游，使其吸收多元诗风，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其三，早期山水书写中对“崇高”与“秩序”的追求，构成其日后面对乱世时仍坚持价值判断的精神根基。

安史之乱后，杜甫的人生急转直下，诗歌风格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由早年的豪放洒脱转向沉郁顿挫，由山水理想转向民生疾苦与时代创伤。但恰恰因为青年壮游时期积累了宏阔的审美经验与坚定的价值追求，杜甫才能在后期的苦难中仍保持精神高度，将个人的“丘壑”转化为对天下的“忧思”，最终以诗歌完成对时代的见证。

结语

青年壮游（约731—745）是杜甫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起点。这一时期，杜甫凭借京兆杜氏的家学渊源与盛唐士人的入世精神，以吴越山水涵养胸襟，以齐赵风云激荡意气，在梁宋交游中与李白、高适等名士相互启发，形成了豪放洒脱、浪漫昂扬的诗歌风格。《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写出泰山的巍峨，更写出青年杜甫的自信与抱负。尽管此时的杜甫尚未充分展开现实批判杜甫尚未充分展开现实批判维度，但壮游所积累的地理经验、历史意识与审美能力，为其日后由个人理想走向时代书写提供了关键基础。从“裘马轻狂”到“诗史沉郁”，杜甫的精神轨迹在青年壮游时期即已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