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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年法庭30年

2014-11-29 14:12:44

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

 

11月25日,全国法院少年法庭三十年座谈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一次相当高规格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足见当局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司法救赎的重视。

 

弹指一挥间,“少年法庭”建设已经过去30年——大家还记得1985年的年度影片《少年犯》,这部启用少年犯来扮演少年犯的电影,因强烈的纪实色彩,在当时轰动一时。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就是1984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

 

从那时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才从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审判。

 

 

青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即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社会问题之一。大部份国家地区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有特别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回顾新中国历史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起初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成功地创造了世界上最低犯罪率的奇迹。此时,中国犯罪案件与人口的比率,始终保持在5起/万人之下,最低曾到达2.8起/万人。由于整个社会的犯罪率很低,青少年犯罪在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率也较低,因此青年犯罪并没有被视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自然也没有专门的法律组织。此时,青少年犯罪基本被定义为流氓习气,并与政治沾边,原因基本为被坏分子拉拢腐蚀。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也基本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随时提高警惕”。

 

文化大革命中,青少年越轨行为的评价缺乏权威和正当的标准,按照通常标准所界定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在这一非常的时代被掩盖了起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青少年犯罪现象同样并不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期,青少年犯罪似乎有些突然地演变成为了一个公共议题,并被普遍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直至党中央的严重关注。

 

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通常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犯罪问题的中央文件,也是第一份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文件。这份文件高调而明确地将青少年犯罪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标识了出来,并对青少年犯罪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青少年中问题仍然不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仍相当严重,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各地反映,在当前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占很大比重,大、中城市一般占百分之七八十,农村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些违法犯罪青少年,从偷摸扒窃、打架斗殴、耍流氓,发展到拦路抢劫、强奸妇女、行凶杀人。有些结成“团伙”,为非作歹。有的已经成为刑事惯犯……我们深深感到,对于当前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要有充分的估计。”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中央的重视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80年代初,由于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81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数达到了89万起。

 

犯罪率逐渐升高,终于招致了1983年轰动全国的第一次“严打”。

 

这次“严打”在速度、规模、程度上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对“严打”是否矫枉过正,当时即有一些争议。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10月,上海长宁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也就是之后的“少年法庭”,希望以此摸索出一套惩罚、教育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科学制度和方法。

 

少年法庭的创立,目的是为了少年儿童的最大利益,这在当时无论理念还是实践,都是相当先进的。

 

很快,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就发现了上海长宁的这一“新生事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认为,上海的这一做法“是一个改革,在有条件的法院可以推广”。

 

于是,“少年法庭”的概念和经验开始推向了全国。随即,各省市纷纷响应,全国的少年司法审判机构,从最初的刑事案件合议庭发展为独立建制的刑事或综合审判庭;从仅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置少年法庭到部分中级、高级人民法院也设置少年法庭。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均已建立少年审判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审理。全国法院共有7200多名法官专门从事少年法庭审判工作。

 

数据显示,30年来,中国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犯150余万人,经过教育、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犯悔罪服判并最终重返社会。2002年以来,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2%左右,远低于全部罪犯的重新犯罪率。

 

回头再看中国少年法庭发源地的上海,根据《上海法院少年法庭创设30年审判白皮书》显示,1984年至2013年期间,上海法院共判处未成年罪犯33602人。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由1984年的360人,上升到2007年最高峰的2682人,之后到2013年下降到1045人,总体呈波浪型上升趋势,近年来持续大幅下降。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本次座谈会上曾表示, “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中国少年司法工作30年来一直在坚持的。各地要建立运行规范的少年法庭工作机构,尚未设立专门机构的地区要尽快完善机构设置。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因为遇到阴霾就不再升起。中国少年法庭已经经过30年的发展,或许在下一个30年,它将更加成熟完善。也许就像一位法官说的,“他们中绝大多数犹如一块带瑕疵的白玉,剔除了瑕疵,依然是可雕琢的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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